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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千家网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、清华大学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中心副主任袁镔告诉本刊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建筑业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,它以绿色建筑为载体,在规划、设计、施工乃至后期管理,都发生了关键性的变革。相比发达国家,中国的绿色建筑起步晚了15年。

袁镔说:“鼓励开发商修建绿色住宅,政府要扮演非常重要角色。”本刊记者曾采访旧金山的政府官员,得知旧金山市规划局在2006年出台了一项政策:如果新建或改建的项目符合LEED金奖(LEED是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制定的“能源暨环境领先设计评估准则”,从5个环保角度对建筑进行评估,根据得分建筑可被定为4个级别:基本级、银奖、金奖、白金奖的认证标准,规划局将提前6个月通过审批,以鼓励开发商们修建绿色建筑。投资额巨大的工程,提前6个月开工意味着资金能够尽快周转。在优惠政策的激励下,旧金山有获得LEED认证的绿色建筑44座,跻身“美国十大绿色之城”。英国的英格兰、威尔士规定,根据住宅的能耗为住宅评出A~G级,从2007年起所有住宅出售时必须具有“能效评估证书”,就像冰箱、洗衣机、洗碗机上贴的能耗标签。

袁镔说:“最近几年,财政部拨出专款支持建筑行业使用新能源,每平方米补贴60元,1万平方米就是60万元,每年都有几十个项目获得财政部的支持。科技部也有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。这样外保温技术、外窗技术、太阳能利用等技术才能推广、认可。辽宁省的住宅大面积使用地热,效果非常好,就得益于良好的政策与体制。”

开发商普遍有几个顾虑,建筑一泛绿造价就会高,绿色建筑似乎是高标准、高技术、高投入的“三高”项目;在施工过程中,开发商也担心出现前所未见的问题影响工程进度;买房者不喜欢,开发商必须做出妥协。买房人不愿为“绿色”买房,开发商便勉强按法规的最低标准去做。英国有数据称,绿色住宅比普通住宅造价高20%;由于政府对绿色建筑没有额外的补贴或政策优惠,这部分费用只能由开发商自己消化。经济因素直接影响绿色建筑的发展,成本和收益问题是绿色建筑可行与否的关键。一位地产集团的管理人员对本刊说:“如果下面两个问题能给开发商明确的答案,一我要承担哪些风险,二我能否看到明确的利润回报,那么造绿色住宅的积极性就会高很多。”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林波荣很质疑绿色建筑的成本核算。他说:“美国曾有机构对60栋建筑进行成本核算统计,其中30栋绿色建筑、30栋非绿色建筑。结果证明,单纯依据成本很难判断是否为绿色建筑。而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协会组织完成的最新调查发现,建筑专业人员和房地产专业人员将绿色建筑的成本过高估计达300%。绿色建筑追求的不是唯一性能指标,因此技术成本的增加会因项目而异,所以前面所说的调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具有多少参考意义。首先,基于国内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的三星级或一星级绿色建筑,或者是参考国外标准的铂金或银级绿色建筑,它们的绿色目标、性能不同,成本自然不同。其次,要比较技术成本的增加,首先要清楚参照物是什么。现在多数方案设计成本概预算本身就比较混乱,因此技术成本的变化很多时候被夸大或缩水。第三,即使评价的绿色等级相同,由于建筑‘先天条件’不同,成本的增加还是会有所差异。”

袁镔和童悦仲明确表示,建筑追求低碳、绿色不意味增加造价,很多设计原本不合理,比如门窗设计、玻璃的使用,稍微改动就能实现绿色、低碳,并不需要斥巨资。

因为工作关系,童悦仲大概是中国看房最多的人,他发现当今的住宅设计中首要的问题是:窗墙比普遍过大,即窗户占的比例太大。“窗户造价比墙贵得多,传热系数比墙大,再好的窗,节能也不如外墙。所以在达到采光要求情况下,窗户不要开太大,特别是地处严寒地区的东北。”我国每年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,其中80%以上为高耗能建筑,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,节能型的绿色住宅更具有现实意义。

林波荣认为,由于绿色建筑涉及专业庞多、技术体系复杂,因此成本的节约需要多专业从概念设计阶段就开始介入,而不是建筑师完成设计方案后再由其他专业工程师在其“准成品”上开展工作。如果不进行精专化的设计,绿色建筑很容易陷入简单使用高成本的技术和产品的困境中,不可避免地形成“产品堆砌”和“技术冷拼”,最终以高成本作为代价。因此,绿色建筑技术的成本分析需要从全过程权衡,比如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必须在空调采暖系统中有所体现,否则无法达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效益;而自然通风、遮阳等被动式技术的经济效益最值得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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